宗教交流》从西西里到中国

 

从西西里到中国
—— 殷铎泽的冒险经历(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

2020-05-27    作者:卡梅洛·卡皮兹(Carmelo Capizzi S.I.)/ 习安东(Antonio Spadaro S.I.) 来源:《公教文明》

习近平与殷铎泽

2017年2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塞尔吉奥·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这是总统先生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要在“一带一路”1项目框架内加强战略对接,扩大不同领域的合作,将中意关系推上更高水平。

中国国家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指出,“中意友谊源远流长,在悠久的历史中我们两个文明之间互相吸引。在清朝顺治皇帝在位期间,殷铎泽离开西西里前往中国,之后他又将儒家经典《四书》之一《中庸》带回了欧洲”2。

此前,在2016年11月于杭州举行的殷铎泽半身塑像奠基典礼上,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Stefano Beltrame在发言中说:“带着科学和信仰的意大利人曾来到这里,对中国进行学习和了解,他们秉着谦逊的态度学习汉语,并致力于最早的辞典编篡和中国哲学及孔子著作的翻译。目前,中国希望加强世界对自身的了解,殷铎泽神父三百年前为哲学所做的贡献也因此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3。

那么,习近平在与马塔雷拉总统的谈话中提及并郑重地回忆起的殷铎泽究竟是谁呢?通过对这个人物的研究,我们得知他被包括莱布尼兹在内的哲学史家所熟知,通过他翻译成拉丁文并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孔子的著作得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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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西纳(Messina)到建昌

殷铎泽出生于西西里岛的皮亚扎阿尔梅里纳(Piazza Armelina)。一位作者在其著述中明确指出其出生年月是1625年8月28日,但未指明出处4。十六岁时,殷铎泽被他的父母送往卡塔尼亚大学学习法学。但是他不同意父辈的计划,很快便离开那个埃特纳火山所在的城市前往美西纳要求加入耶稣会,随后又申请前往远东进行传教。直到1642年底,长上才在他父母的同意下接纳他作为初学生。完成学业后,殷铎泽受遣前往中国,并于1659年到达目的地。

关于他加入耶稣会后接受的宗教和文化培育,我们有两个资料来源:耶稣会西西里省会的三年度通讯录,以及20封殷铎泽神父写给总会长要求参加传教活动的亲笔签名信件。但关于殷铎泽的学习,这些资料仅向我们提供年代和地名方面的消息,至于使用的书籍、他的老师以及他所处的知识环境,我们几乎无从得到任何信息。

1644年12月31日,年轻的殷铎泽结束了美西纳为期两年的初学,誓发了神贫、贞洁、服从三个初愿。1641年他曾前往卡塔尼亚学习法学,这一事实很明显地说明他已经完成了高中学习,由此推断这个阶段的学业极可能是在皮亚扎阿尔梅里纳(Piazza Armerina)耶稣会学院进行的。之后,我们有确切消息说明,殷铎泽在结束学业之后转入巴勒莫(Palermo)“圣方济各沙勿略”学院就读文学,作为学生(academicus)完成了为期两年的学习5。

1646年9月20日,殷铎泽写信给总会长Vincenzo Carafa,向其说明他已完成“学院”阶段,并且接到上级指派的任务,需要在学院教授语法一年,同时自学逻辑和物理,从而完成做为耶稣会士需要进行的三年哲学学习的第一年。殷铎泽顺利地完成了以下两项任务:1646-47学年期间,他在卡尔塔尼塞塔(Caltanisetta)学院教授语法,然后回到巴勒莫,在1647年秋天至1649年夏天期间在那里继续完成了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哲学学习。

完成哲学学习之后,殷铎泽开始了一个以实习为主的两年培训期,这在耶稣会士的专用术语中称为“试教”:1649-50学年期间,他在维齐尼(Vizzini)学院担任“老师”;1650-51学年期间,在卡尔塔尼塞塔学院。在这两家学院中,他均将学习和讲授文学的文化活动与各种牧灵活动相结合:他负责玛丽安修会的领导工作,在教堂讲授教理并在广场上讲道。

但是在1651年秋天年满26岁时,他又重返学习生涯,1655年夏天他在美西纳结束了为期四年的神学学习。很可能正是在美西纳,在他的神学第三学年末,即1654年7月20日至11月17日之间,他被晋升司铎。殷铎泽于是再次致函给总会长Goswin Nickel神父(1582-1664),重新以衷心和迫切的态度表达了他对传教工作的梦想。

完成四年的神学学习之后,殷铎泽终于被派往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据1656年的西西里省会通讯录,他“出发前往马拉巴尔传教”(discessit ad Malabaricam missionem)6,也就是指印度西南部。对此,南怀仁神父(Ferdinand Verbiest)在他的一封信中进行了详细记述:1656年1月8日,殷铎泽神父与著名传教士和中国传教活动特使卫匡国神父(Martinio Martini, 特伦托耶稣会士)一起从热那亚启航,前往中国,同行的还有另外7位耶稣会士以及南怀仁本人。在这10位耶稣会士中,有5名意大利人,3名德国人和2名比利时人7。

1656年1月8日解帆开航后,这艘仍未远离热那亚湾的帆船便突然遭到另一艘船的袭击,此船由一个法国胡格诺派海盗率领。登船的海盗抓获传教士,将他们的行李抢劫一空,并将他们赶入船舱中——直到收到赎金之后,传教士才得到释放。十位耶稣会士几经周转,终于在2月初返回了热那亚。

几个月后,经过重新组织并整理好行李,他们再次起航,前往葡萄牙。1656年10月底至11月初间,他们在里斯本港口停靠。11月14号,殷铎泽从里斯本致函总会长Nickel神父并在信中简要介绍了他本人以及同伴的健康状况;启程前往当时被称为“印度群岛”的准备情况(随行的葡萄牙船队本应在1657年3月扬帆启航);布拉干萨国王约翰四世八天前的去世;年轻的皇太子阿方索六世将继承葡萄牙王位并于11月15日举行加冕典礼及庆祝活动;最后信中提到,卫匡国神父的行李物归原主,由法国海盗通过一艘英国船只送往里斯本8。

殷铎泽在其简短自传中对以上事件未曾提及,甚至连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群岛”的日期也未曾注明。但另一方面,我们从这个重要细节的记录,能够了解他的个性和信仰。果阿是当时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的主要基地,也通常是开往中国和日本的船队登陆的地方。在从里斯本到果阿的船上,除殷铎泽及其已经提到的9名同伴外,还有另外5名葡萄牙会士和3名意大利会士,一起出发前往马拉巴尔。也就是说,与殷铎泽共同远渡重洋的有17位同会伙伴。他继续写道:“航行中,几乎所有同伴都患了重病,其中有些人病亡。殷铎泽虽然为所有人担任过护理工作,借主的恩宠,未染重疾”9。

我们没有1657至1658年间的可靠信息,但可以假定殷铎泽神父于1657年春天离开里斯本之后,在当年的最后几个月至1658年的前几个月之间,先后经果阿和澳门,最终到达了中国西江河口,当时一个繁荣的葡萄牙殖民地。

在澳门,他继续学习中文。 1659年2月16日,在学院教堂里,他誓发了耶稣会士的末愿。几个月后,他被派往“中国境内”(根据1660年葡萄牙语记载“dentro na China”)。据1663年中国副省会长的另一份通讯录记载,他在江西建昌的(今南昌市)教会里担任长上,当时全市有500名教友。直到1666年10月传教士同伴们推选殷铎泽神父为传教特使,他将一直担任此职。

从建昌到罗马

殷铎泽本人曾说过,长上指派他去建昌是为了复兴“这座城市的基督徒精神,这里缺乏神父的状况已持续了二十多年”。他于是全力投入工作,但同时也保持谨慎态度。通过紧缩个人开支,并向比以前增加了两千多名的信友求助,他很快便新建了一座大教堂。但是,这一切使他与以前曾是朋友的当地“法官”之间产生矛盾。殷铎泽神父随后被指控到江西总督,诬告他是当时一伙500名盗贼的头目,在城市周边猖狂肆虐。总督下令摧毁教堂并囚禁了殷铎泽。对第一个判决,建昌的“法官”立即予以执行,但对后者却进行了推延。

1665年9月上旬一个全面的反教事件爆发了。康熙皇帝因受反对传教士人士的煽动,下令将其拘捕。殷铎泽于建昌遭到监禁;两个月后,与热那亚的耶稣会神父聂伯多(Canevari)一起,带着链锁被押送到北京,并在那里与其他囚犯一起受审。判决结果是施刑40大棍,倘有幸存者,则发配到“鞑靼沙漠”。最终,他们被减刑处罚,被驱逐至广州,1666年3月25日,殷铎泽神父和他的24位同伴被军差押送到达,并关押于一个前耶稣会会院里。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殷铎泽神父于当年十月曾被同会伙伴们选任中国传教特使,需前赴罗马。但是,如何躲避中国军衙的监视,逃出关押前往澳门呢?为了遮掩殷铎泽神父的潜逃,一位年轻法国耶稣会士方玛诺神父(Germain Macret)从澳门赶到,顶替他的关押名额。如此,殷铎泽方可逃出关押,前往澳门,并于1668年9月3日到达。

之后的问题是如何从葡萄牙殖民地乘船前往果阿。12月10日,到达澳门两个多月后,机会终于到了,但需要解决的是财务问题。为了保障用来帮助被禁广州神父本已有限的资金,澳门耶稣会理家向殷铎泽神父提供了微不足道的20个澳门币。为支付前往罗马的旅程,他不得不乞求施舍。在果阿靠岸后,他于1669年1月21日再次出发继续前往欧洲。

中国副省会的两个通讯录仅限于简单地指出殷铎泽神父于1669年前往罗马。当他即将离开澳门时,也许是为了对其有限旅费做些补偿,中国副省会长送给他一匹丝绸和大约两磅的中国香水——这些都是在当时的欧洲很受欢迎的物品。但是殷铎泽神父说,他卖掉了丝绸和两磅香水,向总会长提出申请,愿将所得款项救济在中国传教的40名传教士。

当殷铎泽神父乘坐的帆船乘风破浪于大西洋沿非洲海岸向欧洲航行时,正赶上了这条航线上的船只频繁突遇的一个大风暴,并将其推向南美海岸。

他的行李箱里不仅只有丝绸和香水,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箱子装满了更为宝贵的东西:在澳门,他的长上将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汤若望撰写的150本书中的112本书委托给了他。来自科隆的耶稣会士汤若望(Hans Adam Schall von Bell)在京城朝廷里享有极高的声誉。在他1666年去世后,这些书被装订成14卷。殷铎泽到达罗马时,将它们捐赠给了教宗克莱孟十世,后者又将其捐入梵蒂冈图书馆。
经里斯本靠岸下船并再次转航前往热那亚,中国传教士特使终于在1671年的前几个月到达罗马。在此,他竭尽全能并小心谨慎地执行他的任务,主要与传信部及耶稣会总会长Giovanni Paolo Oliva神父(1600-1681)进行交涉。他向传信部呈交了他的《中国传教情况概要》(Compendiosa narrazione dello stato della Missione cinese),除了对1581年至1669年中国传教史实的描述,作者在结尾处表示,为满足中国传教活动,希望能够获得“至少40名”年轻传教士以及充足的资金援助——原因是,正如他所指出,中国传教活动“没有创始人,一贯以向欧洲人乞求施舍维持”。

殷铎泽于1671年4月18日在罗马完成了这本小册子的编写,并在递交枢机主教获准印刷之后,于1672年出版。之后,他又向传信部呈交了另外两部作品(其中只有一部得以出版):对中国人为纪念孔子及其亡者所举行的仪式进行的《答辩》(Discusione apologetica)10,以及关于中国神父候选人和捍卫中文版本圣经和拉丁礼仪经文条件的《信息》(Informazione)11。

此外,他从克莱孟十世获得批准,允许居住在北京的南怀仁神父接受中国的在朝官职以及所有相关权利和义务。他与总会长谈到在中国建立耶稣会学院或初学院,这些都应得到葡萄牙皇家财政的支持;请求总会长对中国传教士提出的的一些要求予以回复;并特别要求派遣40名年轻耶稣会士到中国履行传教任务。

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出于对招收一部分传教士的希望,殷铎泽前往西西里岛滞留了几个月。通过他在巴勒莫的一幅画像,我们可以肯定他去过那里;同时,在1683年从他写给其兄方济各的信件证明,很有可能他也曾回到自己的家乡皮亚扎阿尔梅里纳。

随后,他从西西里岛返回罗马。1671年5月16日,Oliva神父在这里为他提供了一封写给耶稣会所有省会长的信,帮助他为中国传教活动筹集款项。这诚然已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消息,但对殷铎泽神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派遣由三名传教士组成的第一批人员,于1672年3月前往中国——他们包括一名佛罗伦萨人和两名葡萄牙人。然而,这个本应带来安慰的事情后来却以失望告终——18个月后,殷铎泽神父得知,上述三人中仅有一个葡萄牙人中的一个死里逃生抵达果阿。

从罗马到杭州

1672年末,在用尽最大努力履行其特使职责之后,殷铎泽重新启程返回中国。在里斯本,他将争取到的第二批传教士分成两组,9人与他一起在第一艘船上,另外15人与两个年长的神父在第二艘船上。1673年3月15日,他们扬帆起航驶向东方。如果说登上另一艘帆船的15名传教士事实上是为了赶赴印度的传教任务,那么就意味着,对他提出的40名传教士的要求,总会长提供了12个名额。否则,我们应该认为派出的传教士总额是27名。无论如何,对殷铎泽神父尽快达到40名新增传教士人数的期盼,Oliva神父无疑为之带来了美好的期望。

但在穿越大海的漫长过程中,殷铎泽神父的希望遭受沉重打击。船只在抵达赤道地区朝着几内亚湾航行之后,由于进入无风带而停滞不前。再加上又爆发“恶性瘟热和鼠疫”,全体船员及船上葡萄牙亚洲殖民地驻军很快被传染。殷铎泽神父和其他传教士们没有逃脱,以极大爱德援助他们的责任。结果是他们也受到船上爆发的瘟疫的感染。在1673年4月10日至8月26日之间,殷铎泽神父的9位同伴中有8人死亡,另一艘船上的17个人中也有5个人未免其难。

正如我们从信中所知,殷铎泽神父在到达果阿三个星期之后,于1673年9月25日从那里致函总会长,表示严重的人员流失使他非常沮丧。但在感慨惊呼“哦,有多少传教士被海洋吞噬!”之余,他充满信心地对自己重复:承行主旨,上主赐的,上主收回(Fiat voluntas Dei. Dominus dedit,Dominus abstulit)12。在此同时,殷铎泽只是略微提到自己也受到感染并正处于康复阶段。之所以如此忘我,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在信的开头宣布的“来自中国的新消息”:他写道,“所有皇帝下诏并出资驱逐到广州的传教士神父都已被恢复至高荣誉并返回各自先前的教堂”。

殷铎泽继续他的中国之旅,并于1673年11月到达澳门。但此后的存档文件显得不太确定。确凿消息仅在1676年重新出现——那时殷铎泽神父在杭州建立了中华帝国的第一个耶稣会士初学院,并成为第一位院长和初学导师。1677年,他还被任命为杭州耶稣会士的长上。他也可能担任过其他重要职务,比如1676-78年间在中国和日本的巡察史,以及1686-90年间中国的副省会长等。

1688年,尽管年前曾在杭州附近拜访的康熙皇帝对殷铎泽神父表现出崇高的尊敬和赞赏,但他仍未能避免最高城市及省级政权持续四年的教难迫害——这是他在中国居住约41年中经历的四次教难中的最后一次。

与以往的教难一样,殷铎泽受到拘捕、虐待和审判。但是他为自己辩护时的头脑清晰和勇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出色。四年中,他在政治宗教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于1692年3月20日赢得皇帝——一封被誉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利于基督宗教”的谕旨13。

在这场教难之后,殷铎泽仍留居杭州。但对他的官方记载,自1692年之后不复存在。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辅助渠道了解有关他一生最后四年的情况。其中最令人伤心的的两个事件,一是1692年8月2日杭州教会的火灾,然后就是1696年10月3日殷铎泽神父在杭州因病去世。他被安葬在于二十年前由他购买的一片墓地里,早已有另外十个同会伙伴被埋葬在那里。

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

殷铎泽神父的生平超越其人生经历本身,是一个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研究的主题。他是十七世纪的意大利人;曾在中国担任耶稣会士和传教士;是在天主教本地化“礼仪之争”14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人物之一;通过对有关作品以及孔子著作介绍的翻译,他在中国与欧洲思想之间起到了媒介作用;为培养中国耶稣会士,他创建并领导了年轻的本地初学生培育工作;在葡萄牙和法国耶稣会士之间突发的敌视之间,他充当了调解人:前者享有亚历山大六世特准的国家保教特权(Padroado)并力争对其进行捍卫,后者则受路易十四扩张主义的大力支持;最后,殷铎泽神父是一个具有深刻灵修的人,我们也需要在这方面继续探索。为了加深对他的理解,我们可以借助翻阅保存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他的信函,或者其长上、同会伙伴以及其他人士发送给他的信件。

另外,与他同时代的出版或未出版书籍中也有宝贵见证可寻。1698年,郭弼恩神父(Charles Le Gobien)在巴黎出版了一个重要著作,它以此前不久刘应神父(Claude de Visdelou,殷铎泽神父一度在杭州的下属及合作者)寄到法国的“忠实回忆”为基础。文中写道:“这位神父来自西西里王国,是一位年逾65岁久经使徒沧桑的可敬长者。尽管他身高一般,但他的年迈和面容上的庄重光彩照人,即使非基督徒亦会对其油然起敬。他为人愉悦而且富有吸引力,在与人交往中,通常能赢得大家的友谊。同时,他生气活泼的聪明才智和周全谨慎与众不同,使之备受大家推崇。另外,在这些自然恩赐之外,他还具有罕见的美德、炽热的激情和英雄气概,使他能够乘受一切苦难,无畏地致力于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灵魂的救赎”15。

殷铎泽是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

殷铎泽神父在抵达达中国后的短短几年中对孔子哲学及道德思想书籍的研究使之在欧洲得到介绍和传播。1662年,他首次完成并出版了孔子著作第一部和第三部书的第一期翻译工作,书名是《中国智慧》(Sapientia Sinica)。1667年,这项工作关于《中庸》的第二期翻译工作也得到完成——正是对这个细节的回忆出现在习近平与马塔雷拉总统的谈话中。

同年,整部作品以《中国政治道德学说》(Sinarumscientia politico-moralis)的名称重新印刷发行。尽管当时印刷技术上存在的困难,殷铎泽还是成功地在拉丁文译文旁边发布了中文原文。不仅如此,在他的译文中,他还以横线标出构成文言文的所有词语,以将其与他在翻译中为说明或解释原文而添加的词语区分开来16。

当然,在孔子著作翻译文本之前,欧洲对中国和中国民族从整体上来说已有所了解。利玛窦在其《中国传教史》中称“(孔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受崇敬和最圣贤的人”17。但应该说,西方真正了解中国哲学文化遗产的开端始于殷铎泽神父——将中国文明的最根本组成部分从中文翻译成拉丁文的第一个人。其作品问世之后,汉学研究得到极大关注,孔子著作也随之被翻译成其他几个主要欧洲语言。孔子思想及学说在欧洲的传播应归功于殷铎泽神父18。

参考文献

1. 本主题参F. de la Iglesia, 《新丝路. 中国经济的世界展望》, 载于《公教文明》,2017年 III 页 486-499. (F. de la Iglesia, «La nuova via della seta. Le ambizioni globali dell’economia cinese», in Civ. Catt. 2017 III 486-499.)

2. 译者按:此处中文翻译来源于意大利文原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意大利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 处网站,《北京:习近平 会见塞尔吉奥·马塔雷拉》,北京, 2017年3月3日。(«Beijing:colloquiotra XiJinping e Sergio Mattarella» http://it2.mofcom.gov.cn/article/chinanews/201703/20170302527097.shtml,Pechino, 3 marzo 2017.)

3. 本文通过对耶稣会士卡梅洛·卡皮齐(Carmelo Capizzi,1929-2002年)为《公教文明》所撰文 章进行补充、更新和结合重新编写而成。大篇幅并附有大量参考书目的原文题为“殷铎泽科学 传记”,收于专集《17世纪的西西里耶稣会科学家在中国。巴勒莫-皮亚扎阿尔梅里纳-卡尔塔 吉罗内-米内奥研讨会论文集,1983年10月26日至29日,瓦雷泽,意中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1985年,页197-217。(«Per una biografia scientifica di Prospero Intorcetta», Scienziati siciliani gesuiti in Cina nel secolo XVII. Atti del Convegno Palermo – Piazza Armerina – Caltagirone – Mineo, 26-29 ottobre 1983, Varese, Istituto Italo-Cinese per gli Scambi Economici e Culturali, 1985, 197-217.)

4. 参C. Testore, 《殷铎泽》,见《天主教百科全书》, VII, 梵蒂冈, 1951年, 行114. 更可靠的来源是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ARSI), Sic. 65, f. 239, n. 19: «28 augusti 1625 natus».(C. Testore, «IntorcettaProspero»,in Enciclopedia cattolica, VII, Città del Vaticano, 1951, col. 114.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Iesu (ARSI), Sic. 65, f. 239, n. 19: «28 augusti 1625 natus».)

5. 参耶稣会罗马档案馆(ARSI)Sic. 156, f. 239, 263v.

6. Arsi, Sic. 159, f. 141.

7. 参南怀仁, «写给IgnatiumWelgaert神父的信»(热那亚,1656年2月), 见H. Bosmans, «Documentssur Albert Dorville, de Bruxelles…», 收于Analect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de Belgique 37 (1911年) 页336-344.(F. Verbiest, «Epistola ad P. IgnatiumWelgaert»(Genova, febbraio 1656), in H. Bosmans, «Documentssur Albert Dorville, de Bruxelles…», in Analect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de Belgique 37 ,1911, 336-344.)

8. 参Arsi, 耶稣会档案747 (赴印申请书 15), n. 15/1.(Arsi, Fondo gesuitico 747 (indipetae 15), n. 15/1.)

9. Arsi, Sic. 189, f. 327.

10. 殷铎泽神父,Apologetica disputatiorecentiorPatris Prosperi Intorcetta S.J. de officiis et ritibus, quibus SinensememoriamrecoluntConfutiimagistri sui, et progenitorumsuorum vita functorum.作品手稿副 本收藏于罗马国家图书馆。曾发行于法国,题为Testimonium de cultusinensidatum anno 1668, Bugduni et vaeneuntParisiis, 1700年.可以确定图书发行经过中国副省会长Feliciano Pacheco于1668 年8月15日的批准.

11. 同一份《信息》殷铎泽分别向耶稣会及最尊敬的传信部枢机主教中国特使递交,其中内容有关 晋升合格的中国神父之必备条件,并捍卫保禄五世允许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使用以中国文人 所用文言文翻译的中文圣经、弥撒经文和日课经等特权。该作品在罗马有两份手抄本,分别保 存于传信部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中。

12. Arsi, 日本与中国162, f. 318r-v.(Arsi, Jap. Sin. 162, f. 318r-v.)

13. L. Pfister, 《1552-1773年进行中国古老传教活动的耶稣会士生平及书目录》,上海,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1932年, 页325.(L.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1932, 325.)

14. 关于这个主题, 请参见钟鸣旦, 《关于中西礼仪之争的中国讨论》, 载于《公教文明》2013年 II 页143-157;梅谦立, 《樊守义:叙述西方的第一个中国人》, 同上 2017年 I 页458-467.(N. Standaert, «Voci cinesi nella controversia dei riti», in Civ. Catt. 2013 II 143-157; T. Meynard, «Fan Shouyi: il primo cinese che raccontò l’Occidente», ivi 2017 I 458-467.)

15. 哥比安,《华夏皇帝关于支持基督宗教的敕令的历史》,巴黎, Jean Anisson, 1698年, 页51 (意大 利翻译文本Istoria dell’editto dell’imperatore della Cina, in favore della religione cristiana, 都灵, G. B. Zappata, 1699年, 页49).(C. Le Gobien, Histoire de l’édit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faveur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Paris, Jean Anisson, 1698, 51.)

16. 1668年,殷铎泽神父发表了关于中国礼仪的一篇拉丁语文章《中国礼仪证言》。之后又发表两 本书: CatalogusprodigiorumapudSinas, regnantibusTartaris, eorumpraeludia et progressus in ultima persecutione, 于 1672被翻译成意大利文, 及Commentarius in Confucium et Mencium.
(1668 p. Intorcetta,Testimonium de cultusinensi. )

17. 利玛窦, 《利玛窦全集》,第一卷:《中国传教史》,罗马,意大利政府印刷局- 国家档案馆, 1942年,号55.(M. Ricci, Fonti Ricciane, vol. I: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Roma,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 – Archivi di Stato, 1942, n. 55.)

18. 我们在此介绍“殷铎泽文化交流基金会”的活动,该基金会于2007年12月28日在皮亚扎阿尔梅 里纳成立,其主要目的是突出殷铎泽神父这个历史人物,重新估价他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所起的 说明和媒介作用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该基金会网站 www.fondazioneintorcetta.info/Intorcetta.html,内存大量数字化书目供您参考。最后,我们介绍S. RICCOBENE在锡耶纳外国人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2009/2010年度的学位论文《耶稣会士殷铎泽 将孔子介绍到欧洲的贡献》。(Fondazione Prospero Intorcetta Cultura Aperta»; S. Riccobene, Il contributo di Prospero Intorcetta S.J. alla conoscenza di Confucio in Europa. Università per Stranieri di Siena, a.a. 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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