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百态》关公与观音:两个中国民间神在古巴的变形

关公与观音:两个中国民间神在古巴的变形[ 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 发布日期:2017-02-20 |

班国瑞

  [摘要]华工作为第一代中国移民,于19 世纪中期来到加勒比海的古巴,在鼎盛时期达到12.5 万人,曾是亚洲之外的在规模和影响力上仅次于美国的华人移民。上百年来,华人在古巴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古巴的天主教及非洲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古巴华人所崇拜的关公和观音信仰发生了变化,即赋予或融入了某些西方和非洲传统宗教文化的元素。古巴的华人和其他种族的移民一样,共同参与和谱写了文化转移和宗教混合的历史进程。

  本文考察了古巴华侨华人宗教信仰融合的两个个案:关公、观音信仰与天主教及非洲宗教传统的互动情况。这些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民间宗教的研究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它具有可变性和流动性。就连中国的三大制度化宗教(道教、佛教、儒教)也是多元并存的,尽管它们的神职人员和教规是截然不同的,但在仪式、崇拜、教义上却存在一定联系,彼此相互交流而非固步自封。但迄今为止对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国神明的研究尚不全面,即使在华人最集中的东南亚地区亦是如此,因此,这一研究领域尚待开拓。

  古巴在1847 年开始输入华工,这些华工与黑奴(古巴的黑奴直到1886 年才被解放,比加勒比海的其它地方晚了几十年)及西班牙和尤卡坦半岛的移民在甘蔗种植园中一起劳作。当时古巴尚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古巴的华人移民在鼎盛时期达到12 万5 千人,曾是亚洲之外的在规模和影响力上仅次于美国的华人移民。上百年来,华人在古巴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促进了古巴经济重要部门的发展,活跃于古巴的政治舞台,积极参政议政。在19 世纪古巴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三次独立战争中,在卡斯特罗领导的反抗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游击战争中,广大华侨华人踊跃参战,由此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受到了古巴人民的高度赞扬。但是关于华侨华人在古巴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活动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而其给古巴的文化带来的变革方面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了,直到本世纪之交才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早期的古巴人类学家以其在种族混合(hybridism)和文化混杂(creolisation)方面的研究而享有盛名。古巴杰出的知识分子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 1881-1969) 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造出“文化转移”(transculturation)一词描述从属群体在持续不断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对文化体系的塑造所贡献的力量。文化转移与文化涵化、文化萎缩的观点相对立,也与文化等级观、单向的文化变革观相对立。奥尔蒂斯是一位人类学家、政治家、律师和民族音乐学家,主要的兴趣是研究古巴黑人文化根基和天主教文化根基的相互融合,统一成“古巴性”。但他同时也将黑白混血种人、美洲印第安人、华人、犹太人和其他种族人群作为“古巴性”中的一分子。通过这一研究途径,奥尔蒂斯重新掀起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热潮,并首次提出了某些主旨和论题,半世纪以后它们被学者们运用到后殖民学和属民研究中,以及目前有关种族关系和拉美社会的论争中。现今,已很少有人类学家认为族裔性是静态的,大多数认为它是经过持续不断的互动后形成的一个复杂而具创造性的产物,这正如奥尔蒂斯在他独到的研究中所提出的一样。根据新的共识,族裔群体会根据外界的变化不断地重新诠释自身的文化和身份并置身于一个持续选择的进程中。

  然而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和学术界往往把华侨华人看做是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好像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种族融合性具有免疫力。他们认为“土生华人”即出生于当地的华人会同化于当地主流社会,而不是发生奥蒂尔斯式的文化转移。而华人移民则固守着祖先的文化传统,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日益萎缩的“中国性”的保护层中不受外界影响。现今在主流人类学中这一潮流已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颂扬了中国人口国际迁移中体现出的种族形成的辩证法,及华侨华人中一系列奇异的调适、涵化和同化现象。但在中国,却强调血统的重要性,血统决定了一个人的族裔身份,构成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这一论调继续在主导着官方话语甚至某些学术话语,它们关注于根基性和基因传承性。

  根基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奥尔蒂斯学派的影响,因此在古巴政治上的影响和学术上的可信度方面要比在中国小,但是融合的研究主要是针对黑人传统和天主教传统,而很少涉及古巴的华人。事实上,由于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原因,华人经常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甚或完全被排除在外。

  当一个“不分种族的民族”的观念扎根于1902年成立的古巴共和国中,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华人会受到如此忽视?由于对古巴的独立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华人起初被纳入到“古巴性”这一概念中。但是种族民主观却没有把将其包括进来。古巴社会各阶层——种植园主、贫穷的白人、黑人都对华人怀有一种恐惧感,这一种族主义偏见是将华人排除在外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华人为数不多且正日趋减少。当新来的更富裕的华人移民在古巴建立起唐人街时,华人群体越来越“陌生化”,这为其更广泛的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设置了障碍。华商比种植园华工更能保持与中国的联系,更关注中国事务。当时中国的爱国主义情绪正在高涨,这种跨国主义促进了“华人”身份意识的认同感。这本身并不阻碍华人在古巴的政治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因为古巴激进分子密切关注中国发生的大事,支持中国的统一和独立,并在国内为争取种族平等而斗争。但是在马查多的独裁主义统治下,华人激进派在1929 年和1930 年遭受了严重的打击,领导人被驱逐出境并遭到暗杀。直到新一代华人激进派于20 世纪50 年代加入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阵营,华人才重新活跃于古巴激进主义政治中。在菲德尔的领导下,华人势必恢复其在古巴民族中的地位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当地的华人支持卡斯特罗政府,发挥着“连接古巴革命和中国革命之间的桥梁作用”,这在共产主义世界是独特的。但是,这一看似好兆头的联盟后来却导致了他们的失败。20 世纪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时,古巴与中国的关系中断。一旦这两个国家关系紧张时,古巴籍华人的族裔性优势就变成了潜在的劣势,因为古巴的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是相一致的。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两国关系全面恢复时,华人在古巴民族中的一席之地才得以恢复,但这对于古巴的“纯”华人来讲为之过晚,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离世。这就是华人遭受冷落的主要原因。他们的作用不仅被淡化,而且受到压制,除了一两个短暂的开放的时期,恰逢北京与哈瓦那关系缓和的时候。

  令人遗憾的是,学者们未能将奥尔蒂斯的理论用于研究华人对古巴文化生活所做出的贡献,因为中国宗教信仰本身具有多神性、非排它性和融合性的丰富传统,这些传统在许多地方促进了华人与当地主流社会的文化互动。互动的充分程度有待挖掘和分析,但有关互动在华人适应异域环境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在近几年开始出现。这种互动在东南亚陆地国家表现得最充分,这里的大乘和小乘佛教具有包容的传统,就像中华本身的信仰系统一样,允许宗教信仰的并存和混合。在东南亚的海岛国家,华人的宗教融合主要与人口占少数的非穆斯林的土著民族之间发生。但在天主教信徒占绝大多数的菲律宾(与古巴类似),主流的天主教与华人宗教的互动充分程度是它和穆斯林教、基督新教之间不可能相比拟的。

  由于自身的灵活性、多神性和接纳性以及古巴非洲教的融合的传统,古巴华人的文化和宗教习俗是沿着融合的路线发展的。天主教中上帝和世人之间的中介系统(圣女和圣徒)比起基督教其它派别来分支更多,这为适应和同化其它宗教信仰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华人和古巴黑人在几种不同的境合下相遇并建立起联系。华人曾作为契约工在甘蔗园与黑人一起劳作。当其它岛上的黑奴获得自由时,古巴的黑人还继续被奴役了五十年。大多数华人劳作的种植园都有来自不同种族的人群。而在加勒比海的其它地方,华工替代了黑人劳动力而不是弥补黑人劳动力的欠缺。华工曾加入到逃亡黑奴的队伍中(逃亡的华工曾达到华工总数的20%) 。曾经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参加了起义军,这支队伍是由不同种族的人群组成,在不同种族的指挥官的率领下,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而战。华人以其作战英勇无畏而赢得了赞誉。他们受到了解放主义者的尊重,在种植园所受的累累伤痕也在他们的关爱下得到一定的治愈。在城市里,尤其在废除黑奴制度和契约制度之后,一些华人娶黑人女子为妻并信奉来源于非洲的宗教如萨泰里阿教(Santeria)和帕洛教(Regla de Palo)。他们也加入了古巴黑人的阿巴库亚教(abakuá)或nanigos,这是一个半秘密性的男性互济会,对来自各地的男性开放,(用古巴历史学家Juan Pérez de la Riva 的话来说)它具有“深刻的团结情感”。华人皈依萨泰里阿教的一个因素是在契约制度废除后,他们转向了码头工作,为了保障工作权益,和新无产阶级的其他非黑人成员一道加入了阿巴库亚教地方分会。哈瓦那海湾对面有个靠近码头的小城镇雷格拉。1875 年一个名为Quirino Valdés 的菲律宾华人在这里建立一个社团Abakua-Efo party,成员包括白人、华人、黑白混血种人和古巴黑人。这是一个宗教互济会组织,起源于尼日利亚十字河流洲盆地区域的“猎豹社团”(leopard societies),仅限男子参加。中国巫术享有令人敬畏的声誉,据古巴黑人称胜过其它的巫术,包括他们自己的巫术Regla Palera 和Reglas de Congo。在哈瓦那的华人公墓中可找到华人信仰萨泰里阿教的证明,这里的某些墓碑上刻有宗教融合的信仰。

  一、关公

  关公,即关羽,是一个英雄神。他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一名战将,据说死于公元219 年。从《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到关羽一生的传奇故事。这是一部十四或十五世纪的小说,被誉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几百年来对中国的大众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公在死后几个世纪被封为神,成了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神灵“关帝”或“关帝爷”,一直受人膜拜。起初他只是属于道教范畴的神明,后来被提升为中国佛教的伽蓝菩萨(寺庙的保护神)。

  关公信仰在中国南方有着最深的根基,包括广东、福建的一些有着悠久的移民传统的地方。关公被视为忠义、正直、勇武的化身,称为战神,画像中的他经常出现在电闪雷鸣之中。他是结义情谊、患难相助、义薄云天的楷模,深受海外华人的欢迎。同时,他也与商业活动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他是古巴华人的保护神。华人先是祈求关公保护他们不受欺凌,后来随着华人商业的繁荣发展,他们开始祈求关公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保佑他们财源广进。

  在古巴,人们称关公为“San Fancón”。这个名字的形成颇具启发性。可以推断出“公”的西班牙语读音是CON,而标准粤语“关”的发音与普通话大体一致,因此第一眼没那么容易推断出“关”对应的是Fan。但早期来古巴的广东移民大多数是台山人,台山话中“关”发成“fan”的音,这一拼写形式在19 世纪被确立并保留下来(尽管台山话作为海外华人社会通用语言的地位已在大幅度下降,包括在古巴)以唤起人们对昔日的移民先驱的回忆。在古巴的天主教环境下,关公的华人信徒曾一度给关公加上“神”这个衔号。粤语中“神”的读音类似于西班牙语中的“san”,把“santo”(圣徒)的尾音去掉就成了“san”。这就产生了西班牙化了的粤语名字“San Fancón”。这个词与西班牙语音系是相容的,其中cón 是个常见的后缀。San Fancón 是古巴独有的一个神明。

  关公崇拜混合着中华宗教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成分,孰多孰少依语境而定。Antonio Chuffat Latour是一名古巴华人,在他1927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记录了一则关公的传说。关公附身于一个逃亡的华工身上,发表了一番讲说,包括以下内容:

  我是穿越时空的王子,将幸福带给那些背井离乡但心系家乡的好儿女们。上帝会赐福于那些善良、诚实、勤奋、待人公平的人。幸福和好运会降临于那些积德行善之人。把你的食物分给穷人。行为不要过于冲动,以免遭遇厄运。远离恶行。华人有他的上帝,白人、黑人、印第安人、马来人都有他们的上帝。真正的上帝不是白人的、华人的、黑人的、印第安人的或马来人的,真正的上帝是万能的上帝。你这一生只是个过客,什么都不带来,什么都不带走。唯一的真实就是你的堕落。万能的上帝既不需要黄金珠宝,也不需要礼物。他是全能的、伟大的、公正的、仁慈的。要对他有信心,他会把你从邪恶中拯救出来。

  这番言辞融合了儒家的孝道和基督教泛种族的一神论思想。关公信仰还包含了非基督教的神秘的习俗。民族音乐学家Lydia Cabrera 曾引述她资料提供人José Calazán Herrera 的说法,华人在点灯祭拜关公时施加了巫术,灯没在燃烧却在发光。

  在古巴人类学家José Baltar Rodríguez 再现的一则祈祷文中,关公与他在《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兄弟张飞、刘备出现在一起。他们三个成了古巴人熟知的中国的“三位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被融进了基督教传统。祷文如下:

  噢,全中国的强大的圣人,至高无上的天帝,请驱除我身上的邪恶。我在呼唤您的名字SanFancón,请保佑我这一路的身心安康,这样我才可能和您一样慷慨。赶走那些企图伤害我的敌人和那些诅咒我的恶人。您是战无不胜的,请保佑我能获胜。保佑我免遭牢狱之苦,免受毒舌、巫术、咒语的攻击,为此我把自己交付于您和您的两个兄弟。这样我将不会负伤,不会被践踏,我的血不会溅出。神勇的SAN FAN CON,请助我推翻阻挡我前进的高墙,让那些咒我的人得到报应。让我的敌人没有眼睛看到我,没有舌头诅咒我,没有双手伤害我。(这一说明是附加的)用三支檀香蜡烛,每点燃一支就开始祈祷,然后再举起三支蜡烛。

  这一祷告看不太出是基督教式的,尽管某些部分与基督教方式相符。对天帝的指称明显是中国式的。祈求关公以免遭巫术同时反映了中华宗教和非洲宗教的习俗。

  在哈瓦那,以及在世界上许多其它地方的华人聚集区,关公受到刘、关、张、赵氏族联盟的膜拜。他们据称是刘备、关公、张飞、赵云的后裔,这四人在《三国演义》小说中成为了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在哈瓦那、科隆和其它古巴城市,关公也受到商人组织的顶礼膜拜。在中国众多宗教信仰的神祇中,关公和观音、妈祖(见下文)一起,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最受欢迎、最受崇拜的神祇。关公信仰已传到了东南亚、美洲、澳洲等地。

  古巴黑人将关公纳入萨泰里阿教(亦称为奥查教),这是一个融合非洲教信仰和天主教信仰的万神殿。他们把关公看成是约鲁巴(Yoruba)宗教系统的神祇香郭(Changó),用古巴人类学家JuanMesa Díaz 的话来说,关公是香郭“在遥远的中国的化身”。古巴人类学家Israel Moliner 认为SanFancón 是由Marcos Portillo Domínguez 创造出来的,他是萨泰里阿教的一名祭司,有着广东人和黑人血统。Israel Moliner 补充道帕塔基神(patakí)未能认出香郭来是因为他的中国面孔。香郭是最受大家爱戴的神祗。他与雷电联系在一起,是一个身着红袍挥舞着双刃剑的战士——这些特征与关公是一样的。过去,许多古巴的华人在自家的神龛里供奉着关公和其它中华神祇的神像,旁边还摆上萨泰里阿教神明的神像。

  关公还与圣芭芭拉(Santa Barbara)联系在一起,她相当于天主教的香郭(香郭和圣芭芭拉的联系不仅在古巴,在整个的加勒比海和巴西地区都很普遍)。圣芭芭拉在古巴尤其受到尊崇(尽管她在1969 年就从天主教的礼拜仪式日程中被除名,原因在于她的历史真实性受到了质疑)。她与关公和香郭一样,也是和闪电联系在一起,挥舞着一把双刃剑。(据说她的父亲是被闪电击死的,她后来被封圣,庇佑人们免受闪电、大火和其它自然界力量的袭击,同时也成为那些从事炸药工作的人们的守护神。)关公与天主教圣徒的联系并不局限于古巴。在菲律宾,他被等同于圣詹姆斯(西班牙语Santiago),与约翰(John)一起被视为雷神的两个儿子。类似的等同,不胜枚举。

  古巴的华人也把关公与圣母玛利亚联系起来。在古巴维拉克拉拉省(Villa Clara)的凯巴里恩市(Caibarién),当地唐人街的商会把古巴的混血守护神慈悲圣母(the Virgen de la Caridad del Cobre),与关公并排放在各自的神龛中供奉。

  Baltar Rodríguez 没找到任何证据表明关公在萨泰里阿教中受到专门的膜拜,但他确实提到有着很多关公显灵的故事。其中有一则传说讲的是一个贫穷的华侨向关公祷告说想要归国终老,几天之后这个人买彩票中了奖,得以买票回国。

  在一项关于古巴的东方主义的研究中,FrankScherer 认为,古巴政府出于其自身政治、经济和其它的目的,目前正推动古典东方主义的复兴,包括重新挖掘关公的价值。他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论述,揭示了古巴的“东方化的”和“自我东方化的”的华侨华人利用古巴政府纪念中国人在古巴历史中所做出的贡献这一契机,想要重申族裔差异性:

  最近针对古巴华人族裔性的复兴运动一方面是基于欧美东方主义学者的设想,他们认为存在一个独特的本质的“中国性”,另一方面是基于对东方主义话语的“东方式”运用,将我称之为“战略的”的东方主义的本土化运用演绎得淋漓尽致。前者正受到古巴政府及其知识分子的推进,其意义有些含混不清,后者却被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古巴籍华裔所表达出来。这样的话,这个重新整合、重新创造和重新族裔化华人“社区”的过程却具有自我东方化这一奇怪的特征……这一复杂的不着边际的做法,包含着儒家思想理念和某种资本主义抱负,促进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古巴籍华裔表达出他们的族裔差异和文化差异,同时允许——至少在古巴——开拓出另一空间,建立起不同于古巴政府规定的身份认同感。

  Scherer 关于东方主义在古巴的运用与滥用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但这一观点未必适用于关公现象。他认为把关公塑造成一个融合了古巴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圣徒”,与把华人宗教纳入到井然有序的西班牙式的万神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至少是让“华人宗教”进入到被“基督教”众神所占据的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这样的话就连非华人也感到易于理解和接受。他从Chuffat Latour 记录的那则传说(翻译如上)分析关公所代表的价值,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关公代表的是基督教的关注,“西方式的”解读和“古巴化了”的关公。他同时认为关公的复兴是华人旨在推动“新”儒家思想运动的一部分。

  Scherer 的目的是揭露“一个独特的本质的中国性”的观念是东方主义的本质主义,这一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古巴政府及其知识分子所推进。但是关公现象并不能因为删除其中的儒家思想的部分就认为是单向的涵化于基督教。它保持着自身的颠覆性和异质性,就连在Chuffat Latour 的版本中也或多或少存在这种特征。(在翻译Chuffat Latour再现的神谕中,Scherer 漏去了首句,而首句正表达了中国的孝道观念。)关公作为萨泰里阿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反抗话语的一部分。最近关于古巴民间文化的一项研究认为它“旨在对抗西方系统宗教信仰的统治地位”。近来古巴研究关公的学者们特别强调这一点,在2000 年Mesa Díaz 称其为“中华文化与非洲文化的一个非凡的成果”,几乎忽略掉其中所包含的基督教和儒家思想成份。无论如何,关公在古巴华人社会和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不能简单归结为Scherer 分析的文本,而应把它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去看待。

  二、观音

  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另一个受到普遍祭祀的神祇是观音,“她观察世间民众的声音”。观音是中国佛教中的菩萨,梵语为“阿缚卢枳帝湿伐逻”(Avalokitesvara),据说有着男身相,是佛教中唯一的女性神,经常是身着一袭白袍。有时据传她开始是属于道教的一尊神祇,但佛教徒认为她起源于佛教而后加入到道教诸神中。不管是何种情况,如今观音是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中拥有广泛信众的一尊神祇,人们在家里或是到寺庙供奉她。她被称为大慈大悲的观音,拥有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与关公的阳刚气质形成互补。

  相传她的父亲企图淹死她,但她坐在一片莲花上被漂到了普陀岛。她在岛上治病救人,平息海浪,救助遇难的船员和渔民。由于她与海的联系,人们也把她奉为航海守护神加以膜拜。她经常被描绘成一船之长——一艘将众生的灵魂从生死轮回的大海载到净土的拯救之船。

  在古巴,人们将观音与慈悲圣母结合起来,慈悲圣母又等同于萨泰里阿教的女神欧淳(Ochún)。欧淳生活在河流中,代表着河水的宇宙力量。慈悲圣母首次出现在1606年的尼佩湾(Bahía de Nipe)。两个土著印第安人和一个黑人小孩发现了她的神像,当时他们正遇上一场暴风雨。慈悲圣母一手抱着黑白混血种婴儿耶稣,一手举着十字架,身着金光闪闪的长袍。从种族上看,她是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体。Olga Portuondo Zúniga 是古巴的一名研究圣母的专家,认为最初的神像是一个萨泰里阿教的木雕像,可能是欧淳,因为它被人发现时是漂浮在水面上。由于她们与海洋和水的联系,同时也由于她们都是慈爱和母性的化身,欧淳、观音和慈悲圣母三者就被联系在一起。观音与圣母玛利亚的联系并不仅限于古巴。对圣母的膜拜过去就与中国大陆的观音信仰联系在一起,而在菲律宾华人宗教信仰中她们也是融合在一起。

  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 年取得胜利后,中国的传教士从本国带来了一幅观音像(很可能经过香港或台湾) 并把它嵌入在哈瓦那唐人街边上的卡里达教堂的墙壁里,后来又移置到教堂正厅里,放在围栏后的保留区内。这座教堂已有了一座慈悲圣母的雕像,可追溯到1831 年,是古巴尼佩湾的原雕像的仿制品。这是哈瓦那最古老的一座雕像,因此卡里达教堂被认为是圣母的第二所圣殿。自从在教堂安放起观音像后,许多具有华人血统的古巴人纷纷去教堂膜拜观音。在信奉天主教的古巴华人家里,可以发现木制的或瓷制的观音像。最近几年来,一些古巴的艺术家,深受启发,纷纷画她的画像,尤其是Pedro J. Eng Herrera(具有华人和西班牙人血统)。

  1945 年后,关公和萨泰里阿教其它神明的华人信徒们将大量的观音像带到古巴。虔诚的华人把观音看作是“我们的慈悲圣母”。据古巴人种志研究者和专家Juan Luis Martín 所述,华人向观音祈祷如下(但祈祷词语言文雅,这证实了Martín 自己将祷文润色了一番):

  充满爱心的、端庄的、慈悲的观世音,圣洁的莲花:请将您那纯洁的饱含怜悯的目光投向那些珍视您的人。给与我们慰藉吧,金色的莲花。把我们带到那柔软的田野中,那里有着无尽的慈悲。在我们痛苦的时刻,来到我们身边吧,花蕾和花朵。在甜蜜和安宁的时刻,来到我们身边吧,柔和的花瓣。您洁白无瑕,您的瞳孔里,闪耀着爱的光芒,智慧的阳光将阴影驱除。智慧的星光,茫茫宇宙的光辉,将一切隐藏的苦痛抚平。芬芳的金合欢树,香脂的露珠,将灵魂启蒙。安静的黎明,温和的小雨湿润了耳朵,溶化人心的怨恨,止息世间的纷争。和蔼可亲的劝告者,争端的调停者,把我们带到您的身边吧,慈悲之母,爱心之母,慰藉和安宁之母。引领我们走向好运和恩惠之路。噢,观世音,您把关怀和笑容带入世人的争斗之中,请赐我一席之地,让我坐在您的莲花上,坐进您的船里,驶过痛苦和死亡。

  观世音,慈航真人,您聆听着世间的诉求和天国的喃喃细语,我在向您传达我的祈祷!引领我到充满芳香和爱的海洋吧!让这永无止境的死亡之旅结束吧!在海洋深处,在您玫瑰般的波浪中,让我们伏在您的膝下!噢,充满爱心的、端庄的、慈悲的观世音,圣洁的百合,灵魂的方向盘,在我的这些奇思遐想中,我的心奔向于您。

  三、妈祖

  不管在中国国内还是在海外华人社区,广大的信徒们都把妈祖与观音联系在一起。妈祖又称天妃或天后,是渔民、海员和海商的守护神。像观音一样,妈祖也经常被描绘成一船之长。同样,她也被信奉天主教的华人(如在菲律宾的八打雁市)视为圣母玛利亚的化身。妈祖信仰起源于十世纪的沿海省份福建,在海外移民和他们的后裔中影响尤其深远。而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南部的福建和其它沿海省份,在这些地方妈祖受到顶礼膜拜。他们的先辈早已乘槎浮海,跨越大洋。妈祖信仰据说从十七世纪早期就开始流传到海外。

  现今,妈祖的信徒据称有1 亿,尤其在东南亚分布最集中。在欧洲、印度洋地区和美洲都设有妈祖庙。但在古巴,令人困惑的是无任何记载表明妈祖信仰在这里扎下根来。而在西半球的其它地方(夏威夷、旧金山、墨西哥和巴西)妈祖信仰在华人中盛行。那里的华人与古巴的华人都有着相似的来源地。同时古巴的华人对耶玛雅(Yemayá)也不太感兴趣。她是古巴黑人的海神(河神欧淳的姐姐),因此与妈祖是旗鼓相当。研究人员RogelioMartínez Furé 是一名非洲裔古巴人,他认为耶玛雅在古巴华人的众神庙中地位并不突出,可能只受到个别华人的膜拜。这一现象该作何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关公和观音的互补性——男性与女性,战争与和平,愤怒与同情,大地与水——因此其他的神明如妈祖和耶玛雅就很难插足。而且也玛雅在古巴等同于圣母雷格拉(the Virgen de laRegla),因此也变型为一个黑人圣母。而观音等同于慈悲圣母,这样的话也等同于欧淳,因为欧淳相当于非洲的慈悲圣母。妈祖和耶玛雅也进入不了与天主教和萨泰里阿教相容的三位一体中,其中关公与香郭、圣芭芭拉构成三位一体,观音与慈悲圣母、欧淳构成三位一体。妈祖未能成为华人社区的共同信仰也可能与移民的来源地有关。妈祖在福建最盛行,但据古巴1880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古巴的广东人超过福建人10 余倍。不过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广东人也崇奉妈祖,但敬奉的程度不及福建人。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耶玛雅在古巴华人的众神庙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绘制圣人画像的华人对她却再熟悉不过了。在1998 年Pedro EngHerrera 凭着想象绘了一幅名为“耶玛雅在雷格拉迎接苦力”的油画来展示她与古巴的华人跨海移民的关系。这幅作品表明当第一艘满载苦力的船于1847 年抵达耶玛雅分管的雷格拉港口时(作为与圣母雷格拉相融合),苦力们受到了耶玛雅的欢迎。同时也表明他们的跨洋之旅一直得到了耶玛雅的保护,预示着此后他们将与古巴黑人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四、结束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在学术界中很少被提及到的古巴华人与非华人宗教信仰融合的两个个案。尽管古巴的华人社会在规模与影响力上不容忽视,但却一直遭到学术界的冷落,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本文表明海外的华人社会,虽在流行话语甚至某些学术话语中经常被描述成是不可同化的群体(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偏见在目前正流行于中国和其它地方的寻根话语的思潮下得到增强),但其实和其他种族的移民一样,共同参与和谱写了文化转移和宗教混合的历史进程。

  全世界只有古巴这样一个国家,大规模的华人移民群体与甚至规模更大的黑人群体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曾经,古巴华工与黑奴一起在种植园劳作;曾经,成千上万的华人与黑奴起义军并肩战斗于1868 年至1898 年的古巴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三次独立战争中,后来又与黑人革命分子并肩参加20 世纪50 年代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反抗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战争中。

  中华宗教中的神明往往承担多重神职功能,他们的神性(和性别)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彻底的改变。Duara 曾描述清政府在关公被奉为“财神”的基础上对其屡加封号,力图将关公塑造成官方认可的忠义良将的关帝形象。但关公起初就是一名被神化了的武将英雄,人们称之为“战神”。财神这一形象本身就是从战神转化而来。古巴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中国神明不仅与天主教圣徒融合在一起(正如在菲律宾一样),而且和来源于非洲的神明融合在一起,因此就有了古巴式的关公——“San Fancón”,这是三种宗教传统融合的产物。观音也和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和非洲的欧淳融合在一起。

  天主教的学者和其他的学者普遍认同一个观点,那就是天主教具有一个融合的能力,它能够吸纳并转化其它宗教传统但同时又能保持自身的特征。然而神学家Richard Gehman 在他的关于非洲宗教传统的研究中指出,黑奴遍布于古巴和加勒比海其它岛屿,这使得他们能够比在其它地方,比方说,美国,更成功地维护并传播本民族文化元素,从而抵制一个深层次的,单向地向天主教皈依的进程。(而在美国,黑人皈依基督教的程度更彻底,基督教新教徒更具进攻性,对其它的宗教习俗不那么包容)。天主教在仪式、习俗和圣徒制度上有着自己的特性,对古巴的非洲文化传统和独立的非洲族裔组织有着包容精神,这一切导致了一个植根于精神世界的新的宗教的诞生。它与中国传统宗教相容,正如非洲宗教一样:祭拜祖先,崇拜大地力量,敬畏鬼神,利用神明满足个人或群体目的,信奉神迹和占卜。

  这一文化融合的传统与古巴目前在世界上所处地位不无关系,古巴现正从美国的封锁中开始逐渐崛起。为了配合中国作为它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者这一新角色,从1995 年起古巴政府就精心策划华人社区的复兴,结果导致了一个僵化刻板的“中国性”——筷子、太极、功夫、龙、哈瓦那巨型的水泥制成的中国式拱门——诸如此类,为商家们所推行,在各地的唐人街比比皆是。古巴政府复兴华人社区的运动与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和当地的利益集团发起的类似运动没什么区别。为了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他们也是通过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所在国的华人身上。而一个更大胆也更具创意的策略应将是颂扬“古巴性”和“中国性”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灵活适应性和长期的相互塑造性。这一策略将突出强调那些丰富多彩的经历和故事,它们是构成古巴文化在这个世界认同的基础,虽然在这个世界里古巴长期被隔离在外,但在这个世界里文化的交流变得愈加必要和习以为常。

  [作者简介](英国)班国瑞(Gregor Benton),博士,英国卡迪夫(Cardiff University)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宗教和华侨华人、族群关系。

  [译者简介]杨艳兰(1982- ),女,五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校对:黎相宜(1985.10- ),女,博士,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移民研究、侨乡研究。

  (原载于:《八桂侨刊》,2014 年第4 期.,文章注释请参见原文。)

创建时间:2017-2-20 0:00:00    发布人:cczj